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醉于,绍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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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奕世之宏休,兴百年之丕绪。

绍兴的美,大抵是有些醉意的。

草篷船、乌毡帽,一叶乌篷,百转河渠,是戴复古“百花洲上醉时吟,不复一生心”的有说未尽。

越剧、调腔,古戏高调,体局静好,是张岱“科白之妙,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”的余音绕梁。

水乡、酒乡,黄酒社戏,几代文豪,是鲁迅“破帽遮颜过闹市,漏船载酒泛中流”的管他冬夏与春秋。

这种醉意之美,在鲁镇酒馆的曲形柜台里。

咸亨酒店里,“温两碗酒,要一碟茴香豆”,是孔乙己身着长衫盛装出席的仪式感,温酒自酌的孔乙己,从不颓唐。鲁镇人或许不是“孔乙己”,但多是“吃酒时的孔乙己”。

在鲁迅小说《在酒楼上》里,“我”旅行回乡,深冬雪后,风景凄清,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。踱步一石居,“一斤绍酒,十个油豆腐,辣酱要多”。

北方固然不是故乡,南来又算客子,那头的干雪,这里的柔雪,似乎并不关己,也只有呷一口酒,是眼下的舒服。

彼时此景,偶遇旧同窗吕纬甫,“又添二斤”,“再添二斤酒”,故事便开始了。

鲁镇当属今天绍兴的越城、柯桥一带,是江南水乡的代表,古街、纤道、雨廊,水乡风情浓郁。而绍兴东南部的嵊州、新昌一带,则属山城,八山半水分半田,正是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的仙游之地。

且放白鹿青崖间,须行即骑访名山。恍恍惚惚,奇奇幻幻,皆烟霞云石,无分毫尘浊。非满肚皮烟霞,决挥洒不出。别是一副言语。

不同于鲁镇的老黄酒温煮而食,这一带的绍兴人,好吃米酒。

在今天的新昌县梅渚镇,家家户户仍保有自酿米酒的习惯。玫瑰红色的米酒,以罗汉豆(茴香豆)、鱼干、酱鸭下酒。而酒糟佐食,更是独具风味的地方特色。

把酒论世的鲁迅,在绍兴府中学堂任学监时,时常到泰生酒店小饮,每每要点上一份糟鸡佐酒。后来,鲁迅的好友许寿裳特地托人到泰生酒店买鱼干、酱鸭、糟鸡等佐酒物送给他。

沿东北而上,是绍兴的上虞一带。白马湖春晖名人园里,夏丏尊的“平屋”,丰子恺的“小杨柳屋”,李叔同(弘一法师)的“晚晴山房”,经享颐的“长松山房”,无不浓墨重彩。

白马湖春晖名人园里的人,有“酒聚“的传统,不喝白酒,只吃黄酒。离开白马湖后,春晖名人们在上海创办立达学院,仍循旧例,聚必酒。

丰子恺算是绍兴老酒的铁粉了。1948年丰子恺前往台湾举办画展,作家谢冰莹劝他留在台湾,丰子恺立即回绝:“台湾好极了,真是个美丽的宝岛,四季如春,人情味浓。只是缺少了一个条件,是我不能定居的主要原因。”

谢冰莹问:“什么条件?”

丰子恺独句回答:“没有绍兴老酒!”

过后,丰子恺的学生胡治均,在上海买了两坛绍兴“花雕”酒,托人随船带到台湾。丰子恺特别为此在台北举行了一次酒宴,让台湾的白马湖旧友和新知们大过了一回绍酒瘾。酒话流传,当为佳话。

而丰子恺的另一个学生钱君,因为酒量不济,则差点无缘开明酒会。

1926年,章锡琛、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宝山路成立的开明书店,已有正式的“开明酒会”,每周一次。酒会明文规定,凡入会者,必须一次能喝下五斤绍兴加饭酒(绍兴黄酒的一种,可入菜调味,亦可饮用)。

当时,钱君只能喝下三斤半绍兴老酒,不符合入会条件,后来,夏丐尊解围,“君积极要求入会,值得鼓励,尺度略可放宽,打个七折吧”,钱君才得以入会。有趣的是,入会不久后,钱君竟然也能一口气喝下五斤绍兴加饭酒了。

西南而下,是绍兴的诸暨。西施故里,人文荟萃,越国故地。

诸暨人素有“绍兴的北方人”之称,男男女女虽不失江南的清秀之态,却多了一点北方汉子的豪爽。吃酒以同山烧闻名,以诸暨特有的高脚拐糯高粱为原料,取同山镇上汲龙水酿制而成。

《吕氏春秋》中“越王之栖子会稽也,有酒投江,民饮其流,而战气百倍”,说的便是同山烧。不同于大多数人对绍兴黄酒的认知,同山烧红玉之色,口感甘洌,劲烈如刀。享有“江南小茅台”、“酒中君子”之称。

祖籍诸暨的蔡元培,更是每饭必酒,配以干菜、霉千张下酒,当然少不了酱鸭、糟鸡、鱼干。

刘海栗在拜访蔡元培时,曾过问他是否每饭必酒。当时已72岁高龄的蔡元培坦然:“人到老年不免可怜自己,这点积习难以戒除了。我喝得很少,从未醉过。”

吃酒的蔡元培,对酒具同样讲究。锡制酒壶,里圆外方,中有夹层,天冷时刚好可充灌热水温酒,尤其适用于饮用黄酒。

醉美绍兴。酒之于绍兴,是心心念念的情话与梦乡。

这大抵是绍兴的保留戏。

编辑:赵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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